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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敬意寫在風上
2020年09月24日 16:56:19來源:洞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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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中央領導人合影(前排左一雷潔瓊,左二冰心,兩人背后戴眼鏡者余之介)
2019年3月余之介女兒余心樂(左一)參觀洞頭紅色印跡館

       編者按

  該文原載于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民主》雜志2018年第二期,由原溫州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會員、民進人士葉坪先生提供。本報特予轉載,以深切懷念余之介鄉賢。

  文/李長青

  知道余之介這個人是2010年的事,因這一年是民進北京市委會成立60周年,當時策劃編寫一部民進北京市委會的會史,名為《民進一程路》。了解余先生曾擔任過民進北京市委會副主委。后余之介先生的兒子余三樂老師來市委會查找父親的有關資料,2017年5月又拿到《余之介文集》,這時,“余之介”才真正進入我的視野。拜讀《余之介文集》和余三樂老師的《零珠片玉憶先人》后,心中除了崇敬外,更增添了幾分感慨——要用怎樣的筆、怎樣的法才能涵蓋偶然與必然的全部變數寫出一個簡簡單單的“緣”字?

  余之介先生1907年生于浙江溫州洞頭縣,縱觀他的一生,有7個重要節點:

  一是1923年,16歲的余之介考入浙江國立第十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十師”,該校后并入浙江第十中學,如今為浙江溫州中學),在這里他接觸到了革命書籍和中國共產黨的進步思想,恰巧文學家朱自清任國文教師,少年余之介受到良好的文學熏陶。黃幻中撰寫的《溫中教學漫憶》中談到余之介回憶朱自清上課的片段,說朱先生的“課堂氣氛輕松愉快,如坐春風;他的普通話流暢自然、娓娓動聽;朱先生批改作業的評語一針見血,恰到好處”。

  二是1926年,在十師三年級時,大革命風潮波及甌江之畔的溫州,余之介在任職當地國民黨左派組織的共產黨員蔡雄的影響下,加入溫州學生界救國會,在當地發起農民協會。1927年4月遭到國民黨“清黨”通緝,遂隱姓埋名在江浙一帶任教。

  三是1938年,余之介由鐘民、朱澤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占領上海租界,環境惡化,余之介與黨組織失去聯系,輾轉江西、桂林、重慶等地,雖未接上組織關系仍積極參加黨領導的抗日救亡斗爭。

  四是1945年,余之介與黨組織恢復聯系,回到上海后他協助馬敘倫先生在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的策劃與實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后,余之介在民進第二屆理事會上被選為候補理事。

  五是1950年,余之介到教育部繼續協助馬敘倫先生工作。9月,中國民主促進會北京市分會成立,余先生被選為常務理事,同年底兼任《人民教育》月刊編輯。

  六是1957年,北京民進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第四屆委員會(之前稱為理事會),余先生被選為副主委。同年底,上級將他從教育部調到民進北京市委會機關駐會工作。

  七是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間黨派工作受到嚴重影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黨派工作百廢待興;同年2月成立民進北京市委會臨時領導小組,余先生為七位領導成員之一,為恢復和開展黨派工作作了最后的貢獻。

  余之介先生是位教育家。他從22歲擔任浙江省瑞安縣一小校長起,就站在了教書育人的第一線。直到1949年,他曾任教和工作過的學校有浙江嘉善縣一小、南京東區實驗學校、上海商務印書館尚公實小、上海工部局中和小學、江西省立幼師、蘇州景海女子師范學校、上海私立培成女中、上海麥倫中學。他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兒童教育家陳鶴琴的“門徒”,在教育思考與教育實踐中,他踐行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焙完慂Q琴先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1946—1947年,余之介先生兼任《文匯報》的《教育陣地》主編,期間撰寫了大量教育文章。

  余之介先生是位民進出版界前輩。二十世紀30年代初,余之介進入上海大東書局擔任編輯。這個時期,他參與編輯出版了許多書籍,現在市面上仍有余先生編輯的民國書籍流通,如《民間文學叢書——小毛頭》,1934年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校對人是余之介。他還參與了陳鶴琴、陳選善主編的小學及初中系列教材《中國歷史故事》的編輯工作。這套叢書由40部小冊子組成,上溯黃帝滅蚩尤,下至“中華民國”成立,概括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余之介擔任《中國的大圣人——孔子》《唐太宗發揚國威》和《黑龍江》三冊單行本的編輯(1939年至1943年由世界書局和民眾書局相繼出版)。其中《黑龍江》這本教材,開篇引錄《松花江上》悲壯的歌詞,書內印有詳細的東三省版圖并細數白山黑水的大好河山,激發了廣大兒童和青少年反抗侵略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愛國情懷。

  余之介先生又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風雨飄搖的社會背景和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下,他與廣大愛國進步人士一道為爭取民族解放、建立民主統一的新中國而斗爭?箲鹌陂g,他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在其中的組織部(部長為中共黨員錢俊瑞)負責教育團體聯絡工作。他還加盟“生活教育社”“新文學研究會”“中國語文學會”等團體,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組建發展“上海市小學界同人進修會”,開展抗日民族救亡運動。1945年,他作為馬敘倫先生的助手協助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并對新中國成立前上海的愛國民主運動作出了卓越貢獻。

  正是余先生在文化、教育、出版和社會活動方面的才華,他參與和見證了我國多項“第一”:

  見證我國第一次“手頭字”的推行。20世紀30年代我國還沒有簡化字的概念,許多學者發現常用字手寫體(俗體字)簡潔明快。1935年2月由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鄭振鐸等200人和15家雜志社聯名發表《推行手頭字緣起》作為第一期推行的字匯,余之介先生是聯名者之一。

  參與我國第一所公立幼師—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的創立。1940年10月1日,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開學,這是我國學前教育史上的大事,標志著我國學前教育從課程到教材都有了獨到的探索。余之介參與了學校的創建,與陳鶴琴的學生、助手們一道從南京、上海、福建等地來到泰和助力學校建設。

  參與新中國第一部“高等學校課程草案”的編制。1950年的《高等學校課程草案》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主導制定的第一部科類比較齊備、全國統一執行的課程標準。就課程草案的內容而言,這份草案字里行間體現出新政權關于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重視知識的實用性、實行適當的專門化和保證教學的計劃性等。編制這份草案的專家有上百人,余之介先生在“文學院”專家組榜上有名,而這項工程的責任人就是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馬敘倫先生。

  擔任民進北京市委會史上第一位駐會專職副主委。民進北京市委會陳萃芳前輩在《懷念民進北京市委會第一位專職副主任委員余之介同志》一文中介紹,1950年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北京市分會,余先生任常務理事。 1957年,余先生任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委,“就在這一年,由于民進北京市委會的工作需要,經過多方爭取,決定把余之介同志調來民進北京市委會機關擔任第一位駐會的專職副主任委員。從此以后,民進的市委會委員、基層干部和機關里的干部們都開始稱余之介同志為余老”。

  拜讀《余之介文集》和其他回憶文章,還可領略余先生更加多彩的人生。

  他是一位有情有義的好戰友。古文字學家郭若愚先生在《民進上海市委成立五十周年憶余之介先生》中談到,余先生曾幫他引薦郭沫若先生以及余之介熱情幫他找工作的往事。陳鶴琴先生的兒子陳一心在《黎明前的近衛軍》中回憶了余之介先生為保護進步學生與反動警察機智斗爭的感人事跡。孫宋在碩士論文《中國現代小學教育的探索者——趙廷為》中提及趙廷為曾托友人余之介為自己在私立學校找工作,后來余之介先生還推薦趙廷為去江西幼師任教。

  余先生還是一位多情的詩人。他送給妻子吳錦璋的詩句“你是我生命意義的馬達,我是你幸福創造的錘鏈”,讓人觸碰到一顆情感充溢柔諧純粹的男兒心;他送給兒子余三樂的詩句“陪你一道去理發,陪你一道去拍照,陪你一道逛大街,陪你一道向公園跑”無不滲透著慈父永恒的摯愛。昔人已去,精神永存。請讓我把敬意寫在風上,讓它抵達幽幽的過去,讓它飛越長江,吹向南國,吹向遠方。

關鍵詞:

編輯:翁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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